2月2日，家家户户还沉浸在幸福团圆的氛围中，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检察院却受理了2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拐卖儿童，子散亲离，给无数家庭造成悲剧。是谁将孩子作为“商品”买卖？是谁掩盖了孩子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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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案人员中，有收买者、居间介绍人，有介绍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人，甚至还有卖掉亲生儿女的父母。翻开沉甸甸的卷宗，长乐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慢慢揭开了背后的真相。
出生医学证明 牵出拐卖儿童犯罪链条
2021年10月，一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引起了长乐区检察院未检部门检察官的注意：涉案的陈某夫妇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洋洋（化名），亲子鉴定显示，他们并非洋洋的生物学父母，但洋洋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生父母却是陈某夫妇的名字，这是如何做到的？检察官与民警顺藤摸瓜，找到了该案的关键人物杨某。
2018年底，陈某夫妇因没有生育男孩，通过中间人的介绍购买了一名男婴，取名洋洋。2021年初，为了给洋洋申报户口，方便入学，陈某以6万元的价格找到杨某，为洋洋“量身定制”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
杨某是不是也为其他来路不明的孩子制作了出生医学证明？顺着这个思路，检察官与民警揪出了杨某背后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购、转、销”犯罪链条。民警在杨某的手机内发现了数十张出生医学证明照片，“客户”群体覆盖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长乐区公安局随即将该线索层报至福建省公安厅，由省公安厅发动全省力量开展打拐集群作战。
2022年1月，长乐区打拐专项行动拉开了序幕。截至目前，长乐地区已查出涉嫌买卖、居间介绍出生医学证明人员20名，追查到5条涉嫌拐卖儿童线索。
2022年8月，杨某等9名居间介绍人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获刑。同年12月，陈某夫妇因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获刑。
远赴千里追寻真相
在洋洋被解救后，民警对洋洋的DNA进行了采集。然而，在比对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后，并未找到匹配的血样，由此可见，洋洋的父母并未因洋洋的失踪而报警。什么样的父母会在孩子丢失后不管不顾？
带着这一疑问，检察官多次检查陈某的聊天记录，发现陈某在购买洋洋之前，曾向一名男子了解洋洋的出生情况，而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拐卖洋洋的上家。
通过技术追踪，民警将目标锁定在相隔2000多公里的云南红河，在当地抓捕到一对年轻夫妻，并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经查，这对夫妻是洋洋的亲生父母。原来，4年前，洋洋的亲生父母因不想再要男孩，便将洋洋卖到了长乐。2023年2月2日，洋洋的亲生父母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移送长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悉，2022年以来，长乐区检警双方紧密配合，办理涉嫌拐卖儿童犯罪26人，解救被拐儿童5名、非法送养儿童2名。让办案人员感到震惊的是，在打拐专项行动中，“亲子亲卖”案件不在少数。当这些儿童被解救时，往往受到买卖双方以及收养人的抵触。“我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才将孩子卖给他。”“孩子在我们家被当宝贝一样疼爱。”“卖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受到打击？孩子要是在亲生父母家，未必能过上好日子。”
对于这些不解、埋怨之语，检察官和民警将释法说理、警示教育贯穿办案始终。“以抚养为借口收买孩子，会让犯罪滋生蔓延；以贫穷为由贩卖孩子，是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办案检察官说。
多方联动 安置救助被解救儿童
“这些衣服和礼物是送给我的吗？”“要开学了，我又能见到同学们了！”在救助站，未能及时回到父母怀抱的孩子们体会到了来自“国家监护”的关爱。
打击犯罪是打拐专项行动的重要部分，对被解救儿童的安置与救助更是行动中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保障这些儿童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他们的伤害？据检察官介绍，长乐区政府组织29个职能部门及18个乡镇建立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能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广泛摸排来历不明儿童，加大力度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对被解救儿童展开多元救助，积极深入乡镇、社区开展防拐宣传。
在解救被拐儿童后，长乐区检察院与该区公安局多次前往救助站探望被解救的儿童，排查救助站设施设备安全隐患等问题，并与区民政局、救助站商讨完善救助方案。目前，救助站已实现每2名被解救儿童配备1名生活保姆，每1名被解救儿童配备1名专业社工陪伴学习玩耍、进行心理疏导等。为保障孩子继续就学，该院还协调多部门为一年内仍未找到亲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被解救儿童考察合适的寄养家庭。
此外，在长乐区检察院的倡议下，爱心企业向被解救儿童捐赠救助金，购买学习、生活用品，为被解救儿童提供综合救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我们将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坚决依法从严打击拐卖、收买儿童犯罪以及关联犯罪，点亮被解救儿童的心灯，守护团圆。”长乐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仁平 陈艳妮 陈叶）
